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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仓大儒吴士俊(三)
发布时间: 2016-04-11 15:22 稿源:

  道光二十六年,吴士俊谢病归里,受聘到天津辅仁书院授课,但从未因此影响著书立说。到了50岁,已撰写手稿2700页,上百万字,仍持之不懈,又全身心地投入到易学研究中,开始编纂《易学溯源》一书。

  吴士俊以唐孔颖达的《周易正义》、李鼎祚的《周易集解》为基础,参考了自汉至清的数百种易学著作,如《周易·乾凿度》、《周易·坤凿度》、马融《易传》、郑玄《周易经》,苏轼《易传》、毛奇龄《推易始末》、王夫之《周易裨疏》和全祖望《经义问答》等。《易学溯源》可以说是一部易学精要。全书充满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。他在解释乾卦时说:“易有太极,是生两仪。两仪者阴阳之剖也。仰观俯察,画一奇以象阳。阳本乎天也。画一偶以象阴,阴本乎地也。地非偏于阴,有时湿亦有时燥,阴之中阳自存。天非偏于阳,有时暑亦有时寒。阳之中阴之在。然而地以阴兼阳,则其柔顺成天者地之阴,天以阳兼阴,则其刚健统地者天之阳。”在这里,吴士俊是在讲哲学的最根本的问题,即天地、阴阳的关系问题。他认为天地、阴阳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,它们既相互矛盾,又相互联系,又相互转换。吴士俊和王夫之比较,王夫之讲唯物主义,吴士俊讲辩证法,在清代哲学发展史上,都达到了最高的程度。

  《易学溯源》是吴士俊的代表作。如果说他的《字学汇考》是一部繁琐的考据学著作的话,那么他的《易学溯源》则是一部详尽的资料汇编,在我国易学史上,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。远远超过清代惠栋的《周易述》和陈梦雷的《周易浅述》两部易学名著。他自述写此书的目的是“聊示后学,易当无义不搜,无法不备,理气象数,参互发挥,六通四辟,斯为易学正宗。”他认为“第易有理定治乱,不外乎气之消息虚盈而已矣。推之理,阐显微则有在天在地之象焉。气占变化则有用九用六之数焉。理气象数为周易之秘要所在。”在治学思想上,他推崇汉易,认为汉易是易学正宗,而宋易是所学非所用,晋代玄学(晋代以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和《易经》为三玄,对这三部书的研究称玄学)的代表人物王弼则为“易之罪人”。宋易早就成为国家提倡的官方哲学。特别是清代乾隆皇帝,还将朱熹的《周易本义》定为举子的课本,朱熹的教条便成了金科玉律。吴士俊是清朝人,虽不敢直接批评清朝统治者,却说道:“程伊川从王、朱新安从程。前明以程传朱义颁布学宫,示天下士习易而不尊程朱者罢勿用。自是王氏易行之愈远,而汉儒所论象数书沈论削毁,荡然无存者。易学失传,易旨久晦,迄今千数百年如长夜。”他排斥宋易,蔑视晋易,推崇汉易,又对汉易做了新的疏证,就有些“文艺复兴”的味道,是很进步的。

  吴士俊编纂《易学溯源》共用了18年时间。他说:“自道光庚戌年(1850)至同治丁卯年(1867),杜门不出,焚香读易,稍得一知半解,随笔书之,岁月浸深,积成二十四卷。”直至光绪九年(1883),84岁高龄的吴士俊还在病榻上反复修改书稿。病逝前数日,才将24卷本的《易学溯源》最后定稿,实现了一生追求的目标。其手稿密行细字,小如黍米,圈圈点点,举证浩繁,考据颇详。凡义所未达,稍不尽意的地方,他都展卷凝思,悉加修改。其书法也达到了极品境界,成为学术之珍品、艺术之精品。后人评价他治学“遐稽博采,以求伸其说,惴惴焉,惟恐汉学之坠地也!”

  吴士俊生活的时代,清政府早已腐朽。社会黑暗,官场腐败,贿赂公行,贪污成风,致有“三年清知府,十万雪花银之说”。但他为官清正,虽勤于治学,著作等身,却无钱出版。辞官回乡之后,过着“小园三亩绕书堂”的清寒生活。除一部篇幅不大的《傅岩读史闲评》之外,其余都未付梓。《易学溯源》、《字学汇考》、《蕉雨山房诗钞》皆以手稿留存至今,现存天津图书馆,成为珍本、孤本。而《骈体鉴略》、《祝融佐治真诠》佚之已久。(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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